赵本山成了郭德纲的情人，芙蓉姐姐成了 世界名画的主角，《开国大典》的油画上，毛泽东宣布“大锅饭成立了” ！随着陈凯歌耗资三亿元打造的《无极》被胡戈剪辑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后，网络恶搞迎来了“出头天”，并呈燎原之势，古典名著、世界名画、社会名人、红色经典无一幸免。
在网络恶搞大行其道的同时，也引发了被恶搞者乃至普通公众的反弹：陈凯歌要诉胡戈侵犯版权，沦为郭德纲“情人 ”的赵本山也要告状，捍卫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各色专家更是无法容忍红色经典遭恶搞。
8月10日，《光明日报》报社召开了一场主题研讨会，包括院士、官员、媒体人员等在内的一批专家学者“围绕‘ 恶搞’主旋律和正面英雄人物等主流价值观的作品展开讨论”，并“深刻揭示‘恶搞’形成的根源及其负面影响”。研讨会指出，“恶搞”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负面效应。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限制网络恶搞。然而，网络上的恶搞毕竟停留在虚拟世界。相反，现实世界中实实在在的“恶搞”则具有很大而且是直接的危害性了。我们在限制网络“恶搞”的同时，更要警惕现实世界中的“恶搞”，特别是握有公权力的官员们的“恶搞”。
且看看最近媒体报道的官员们的种种“恶搞”行为：
广州市启动了廉政文化周，来自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而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的官员们更绝，今年8月17日，150多名正科级以上干部在区委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包公祠，宣誓“不贪污、不谋私利、不打击报复”。
如果一次“宣誓”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宣誓”解决呢？官员们“不贪污、不打击报复” 的铮铮誓言只能说是恶搞了反腐败、恶搞了包公。
广西合浦县一名下乡救灾的女干部则恶搞了一把灾民，她下乡慰问灾民的时候，由于所到乡镇的领导忙于救灾，没有出面“对等接待”，便撂下正在等待的灾民，愤怒地驱车扬长而去。
更绝的是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梁国聚，他8月25日称“广州的社会治安是稳定的，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广州作为华南地区最大城市和人流物流聚散中心，多年来治安问题相对而言都是比较严峻的。近几年来，随着有关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也收到了一定效果。比如，治安“老大难”问题突出的火车站地区、三元里地区等，其治安面貌就大有改观。
但毋庸讳言，广州市的治安形势依然严峻，8月18日，广州新上任的市长朱小丹在首次公开调研活动中就指出广州市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离人民群众普遍满意的要求依然有很大差距，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依然是长期、艰巨的过程。这位市长更是以严峻的语气指出：“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在社会治安问题上不作为，就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大的冷漠，就是最大的失职，就不配做人民的公仆。”
难怪网民如此评价：如果梁厅长不是“反话正说”，那可能是把广州和巴格达、贝鲁特做了比较，从而得出“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的结论，否则，就只能说广州是犯罪分子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了。
其实这个城市的安全意识挺高的，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去广州市教育局了解相关情况，领导拒不接待，一名科长还扬言打“110”报警。事件发生后，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并沉默12天后，教育局发出一篇通稿称“把政协委员当成一般的来访群众是不妥的”。可见，一般的群众都是具有危险性的，一旦来访，政府部门当然可以“有困难拨110”了。
我们必须看到，在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尚在建设中，政府部门仍掌握着公权力和庞大的社会资源。政府官员的种种行为、言论对社会和民众有着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各项政策都是由这些官员们制订、实施。一旦这些官员们不再谨言慎行，“恶搞”其职务职责，行恶政、说胡话，其造成的社会损失是直接而又巨大的。更严重的是，有些官员甚至浑然不知自己是在“恶搞”，种种劣政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行为、言论，乃至政策，若不加以禁止，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官员、乃至执政体系的合法性。
虚拟世界的恶搞我们需要限制，然而现实世界的“恶搞”，特别是官员们的一本正经的“恶搞”，更需要我们警惕、限制。不然的话，我们也只能看着宏观调控三个月后，房价还在“逆风飞扬”，也只能看着我们云南牟定的法官们走出法院上街“打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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